1924 City Plan of Tianjin (Tientsin), China

天津条约口岸。

一幅未曾公开记录的中国天津地图，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于1924年印制。该地图描绘了通商口岸时代（1842-1943年）鼎盛时期的天津，当时外国租界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域。

仔细观察

地图通篇采用颜色深浅来标示天津的外国租界和建筑物的功能，营造出万花筒般的视觉效果。虽然颜色编码并非完全一致，但总体而言，寺庙、政府机关和工厂以红色标示，学校以黄色标示，公园、商铺、胡同和墓地以绿色标示。地图上标示了日本租界、意大利租界（表格中写作“義租界”，地图上写作谐音的“意租界”）、法国租界、比利时租界和英国租界，以及一战（1914-1918）后俄德奥匈帝国解体后取代原俄租界的“特别行政区”。天津原美国租界从未正式写入外交文件，在1902年义和团运动后被并入英租界，这一安排与上海国际租界类似，但美国在天津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右上角的图例解释了文中使用的各种符号，提供了有关天津水路、地形、道路、铁路、有轨电车、运河、堤坝、军事驻地、派出所等信息。

表格左下角列出了各租界的统计数据，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人口数量，其中中国人的数量总是更多。日本租界的外国人口最多，超过1800人，而比利时租界只有34人。

左侧的“中国城市”在之前的几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发展成为通往北京的主要门户和整个中国北方对外交流的渠道。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外国占领天津的条件之一是拆除城墙，到这幅地图出版时，城墙已被有轨电车线路所取代。天津北部地区的开发是袁世凯的重点项目，他力图将西方最新的城市规划和官僚管理方法引入该地区。

天津是通往北京和华北的门户

天津位于京杭大运河与海河（也称白河，西方文献中也称作北河）的交汇处，连接北京和渤海湾，使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南方的粮食必须经由运河，途经天津才能抵达首都（元朝时期称为大都或汗八里，明清时期称为北京）。

19世纪以前，清朝限制欧洲贸易，担心此类活动会扰乱帝国秩序。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清朝被迫通过《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此前南部的一些港口已经开放通商口岸。天津最早的通商权授予了英国和法国，其他国家在20世纪初也迅速加入。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爆发，天津成为战斗中心。义和团一度占领了天津的大部分地区，切断了天津与北京的联系，最终被八国联军击退。

一些在天津拥有租界的国家（奥匈帝国、意大利、比利时）在中国其他地方并没有租界，这源于奥匈帝国对八国同盟贡献甚微，以及义和团运动后比利时和意大利因暴力对待天主教传教士而获得的赔款。与其他通商口岸一样，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也蔓延到了中国，往往损害了处境艰难的中国政府的利益。例如，在20世纪10年代初期，由于不满英国租界的扩张，法国领事馆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密谋将法租界扩大到老西开（如图所示）。这场赤裸裸的土地掠夺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包括中国天主教徒和教廷。无数次的集会和反对扩张的新闻宣传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但法国警察和军队的存在使之成为既成事实（尽管目前的地图仍然坚持中国的立场，拒绝承认该地区是法租界的一部分）。

清末民国时期，对外贸易和投资使天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最富裕的城市之一。19世纪末，自强运动的改革者们曾寄希望于天津的多个项目，包括一所军事学院和一所西式大学（北洋大学）。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新的项目得以更顺利地启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袁世凯（1859-1916）在天津城墙北侧规划建设的新城区。袁世凯当时掌控着中国最现代化、最精锐的军队，驻扎在附近的山东。20世纪初，他在奥匈租界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欧式宅邸。其他一些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也曾在此居住，包括梁启超、溥仪（清朝末代皇帝）和应连之。著名的外国居民包括保罗·克洛岱尔（在成为著名诗人和剧作家之前曾任法国领事）、耶稣会考古学家埃米尔·利森特以及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矿业工作并幸存下来的赫伯特·胡佛。由于天津作为条约口岸的特殊地位，它避免了中国内战（1927-1949）和与日本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大部分暴力冲突，但由于其靠近日本和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控制了该地区），天津实际上已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种脆弱的豁免权在1938年7月30日开始瓦解，当时天津在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期间沦陷于日本之手，最终在战争期间，租界被废除。

出版历史和人口普查

此地图印制于1924年10月中旬（民国十三年），未注明其他出版信息。据知，该地图未见于任何机构收藏，亦无任何市场流通记录。虽然一些机构收藏中存在不同年份的同名地图，但其尺寸和外观与此地图并无相似之处。

Condition

Very good. Light wear along original folds.